师东兵：选择突破口

第一章    暗藏杀机

　　毛泽东联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搞掉高岗和饶漱石以后，就担心彭德怀，把他看作了潜在的隐患。他说：“还有高岗的人呢，不过要慢慢得来，再看看他们的表现。总是要给一个机会的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规矩，就是要等待觉悟。”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他早就知道，高岗从建国后，和斯大林等苏共最高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逢年过节他必定要给斯大林致电、致信外，他还经常把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机密向斯大林透露，使斯大林很清楚毛泽东的思维动向。对此，毛泽东心明如镜。斯大林逝世之后，高岗和苏共最高领导的接触就日益使毛泽东忧虑了。他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警告过高岗：“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共产党人，你们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必须遵守中国共产党的纪律，而不是其他党的纪律。不要里通外国，不要把党内的机密告诉其他兄弟党，经常的通报应该有中央进行。兄弟党之间也是有一定的规矩的，不要混淆了彼此的界限。”

　　那个时候，中苏关系正在热恋期间，两党两军之间几乎无话不说，互通信息和中央文件的事情几乎是普遍的，经常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把自己看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员，而苏联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最高裁决党，充当着最高领导的角色。

　　高岗很清楚毛泽东的所指，他在这次会后主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一些联系，毛泽东劝他：“今后不要再单独和他们往来了，要注意党的纪律。不过，你的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中苏两党毕竟是兄弟关系嘛。”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他。当高岗串联饶漱石等人企图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的活动正盛的时候，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将高岗、饶漱石揭露出来。那时，中国争忙着筹备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所以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面主持解决他们的会议。而把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和周恩来，这实际上等于在全党给他们树立了威信。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将高岗和饶漱石集团的问题定性为反党联盟，于是建国以来中共内部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就以高岗被迫自杀而结束。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里，毛泽东特意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里，依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的敌人总是要从我们的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为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增强党性，增加党的团结。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说高岗、饶漱石就没有后台吗？我看还是有的。不过，这次斗争的范围不要再扩大了，就他们几个人，要尽量的多团结一些人。但是，告诉彭真同志，他要检查在东北时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不检查，高岗这些人在东北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清算。”

　　经过一年多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直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才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我们的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戒，务必使党内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搞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用的那一类的罪恶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蔽自己的观点和企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习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说到这里时，刘少奇插话说：“高岗相当国家总理和党的副主席，可以公开找我们说出来嘛，我们可以让给他嘛，可是他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挑拨离间，说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我们谁的问题都没有他的问题多。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他的那些丑行简直令人无法启齿……”

　　“无法启齿你就不要再说话了！”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高岗的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这个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他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使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了。”

　　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刘少奇汇报高岗、饶漱石联盟的成员时，说：“在清查中发现高岗和彭德怀、林彪、陶铸、黄克诚等同志的来往很多，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是否要这些人做个自我批判，还请主席最后定夺。”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同志其实是高岗、饶漱石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彭德怀和高岗，实际上的领袖是彭德怀，他能够起到大的作用。高岗有多大的影响呢？他就是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暴露最明显的是高岗这些人。彭德怀主要是背后的东西，特别是他和苏联的同志们的关系。所以，这次不要涉及彭德怀同志，可以让他检查一下，这就叫做敲山震虎。”

　　周恩来说：“林彪说他没有什么可检查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毛泽东说：“林彪就是没有什么好检查的嘛，你们让林彪同志检查什么？林彪怎么能看得起高岗、饶漱石？简直是笑话！所以我说，真正会搞党内斗争的人，在我们党内没有几个！要出以公心呀，搞私人报复历来不好，最终是要吃亏的。”

　　搞掉高岗以后，毛泽东就把担心放在了彭德怀身上。就在一九五五年的四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补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和林彪谈话的时候，经常明白地端出了别人和他的谈话：“有人说你是高岗一伙的，我就不相信。你怎么能和高岗相提并论？你比高岗要高得多嘛！高岗也并不是一切都错，他在一些重要的路线上，其实是支持我的。他的文化不高，主要是搞阴谋活动，不敢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讲话。依我看，现在我们党内还有隐患，这个隐患未除，我是睡不好觉的。”林彪间道：“隐患是谁？"

　　毛泽东说：“你知道呀！在历史上多次和我们搞别扭的，对这个不服气，对那个不服气，也对你不服气嘛！历来对你有看法嘛！这个人，朝鲜打了一仗，自认为自己了不得了！我看迟早是要把他摔下来的。”

　　这下，林彪彻底明白了：这个隐患就是彭德怀。

　　毛泽东最了解他所领导、指挥的党和所有的高级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结构，凭良心说，他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他势均力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和他竞争、角逐权力的高低。

　　充斥在党和国家、军队里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几十年来的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人和小知识分子型的干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几乎都是所谓‘泥腿子”、“放牛娃”登上了大雅之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靠武装斗争而夺取政权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究竟有多少治理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毛泽东在一次全会上坦诚地说：“我们在座的干部，要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要求，选出真正工人阶级的合格领袖，选出真正合格的管理现代国家的优秀人才，我看一个也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决心要率领中国尽快地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了高潮。文思大发的毛泽东，亲自搜集了反映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汇编了一本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这个从青少年就注重舆论作用的执政党主席，

　　从来是亲自写文章，包括战争年代的新闻报道。这一次，他又是亲自写序言，并在一部分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

　　毛泽东在《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用心良苦地写道：“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霆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人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毛泽东着意刻划了被他称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机会主义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

　　他提醒全党，右倾机会主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认输了，但是右倾保守思想还在许多方面作怪，“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毛泽东以无比豪迈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对一些人说：“彭德怀有个小姨子叫浦熙修，不知你们认识否？我见过，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将。但是她反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说我是企图一口吃下十年饭的空想主义者，要把苏联几年走的路要在一个早晨走完，还说我是老左倾冒险主义者。她的话和王明的话差不多，也和一些人的话差不多。彭德怀同志就说我是左，其实是他右。这个浦熙修是否受了我们彭德怀同志的影响？或者说彭德怀受了她的影响。反正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农业合作化不那么满意的，经常说一些很不和谐的论调。我写的那些按语，也不能说是没有针对着他们。”浦熙修也恨上了毛泽东，她在《文汇报》的一次会议上放言道：“毛泽东的眼光只是在中国，他没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他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一个大国的领袖应该经常到外国看一看，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回来，毛主席不行，他的眼睛只是盯着中国。我们希望他经常到外国走一走。”

　　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坦率地说：“我管不了外国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管得了中国，我除了中国的地方，我哪里也不想去。能够把中国的事情管好就不错了。”毛泽东牢牢地记住了浦熙修，记住了她是彭德怀的小姨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七月一日他亲自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里，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演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不大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宜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说：“我点了浦熙修的名字，就是对彭德怀进行警告，希望他要注意他的身旁已经有了右派了。而且这个右派不是简单的右派，是党外挂帅的，他们需要的是党内挂帅的人。”

　　毛泽东用尖刻的语言罗列了这个右派的问题：“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是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少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人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千。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毛泽东曾经指着这段话对刘少奇说：“我这话也是讲给一些人听的，起着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帮人擦亮眼睛的作用。”

　　刘少奇认定他还是在指彭德怀。

　　彭德怀出奇地保持了沉默，他对他的老婆浦安修说：“老毛就是想让我出来为浦熙修讲情，我偏偏不讲，不上他那个当。反正当右派又枪毙不了，让老毛随便批去吧。中国没有两党制，也没有言论自由，就只好这样吧。反正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怎么一回事，这也不丢人，你说是不是？警惕老毛到了斯大林晚年，会胡来！蒋介石杀人起家，共产党也是要杀人的。”这话断断续续地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他笑了笑说：“让他公开说，背后骂我们不好查，公开说我们，骂我们才好呢。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别人骂，骂得越起劲，越难听我就越高兴。因为我总觉得我这个人是骂不倒的，倒的反而是骂人的人。”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的五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再次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脑筋，一下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覆。资产阶级还会反覆，大的没有，小的可能。你们不要看现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的好话，那是靠不住的。你手里掌握了政权，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喊你的万岁。到一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有了打倒你的把握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会掀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的同志还会动摇。有了一九五七年这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吗？我看还是早了些。去年那么大的风浪，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我看也不早。再不写就是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去年右派闹事，其实是有很多人准备跟着闹的。我们的左派也沉不住气了，认为人家说的有理，好像自己错了似的。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几十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猖狂进攻，公开要让共产党下台。你说章、罗划了右派，他就不进攻了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刘少奇对这个估计非常赞成。他说：“没有反右，就没有共产党的政权空前巩固。这一点要看清楚。”

　　但毛泽东看得更远一些。他对党外右派的进攻不是太担心，他担心的是引起党内右派的共鸣而掀起乱子。所以，他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同一次讲话里，专门提到了党内分裂的问题：“现在讲点黑暗，我看我们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大早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分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我们这个党搞得不好，要分裂。当然我们搞得不好，不会分裂。但是说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这种分裂就是党内出了反党分子或者是反党分子把我们搞掉了，两种可能都有。”

　　毛泽东一提这个问题，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紧张，他们担心党内再出问题。

　　毛泽东解释道：“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比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现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中央委员更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要跌跟头。凡是不顾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该闹分裂嘛，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一出现分裂，不是小分裂，而是大分裂。一九五七年七月上旬，我在杭州时，苏共中央派来了米高扬、阿布拉希莫夫等人，向我们通报苏共发生分裂的情况，就是把苏共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定成反党集团。将来我们党内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后怎么办？反正我有一条，资产阶级上台，我就重新上井冈山，重新搞革命，无非是再来一次打游击嘛！"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此时此刻讲这些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着毛泽东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不但在全世界各个社会集体和阵营，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种种猜测和估计。对这个神秘的古国究竟走向何处议论纷纷……

　　仅管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就主管华北局，兼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担任了北平市公安局长，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究竟要走什么道路，他们也是模糊不清的。毛泽东在和宋庆龄等人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时，坦诚地说：“我们党的干部在建设国家方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我们的干部除了在打仗方面，被蒋介石逼出来了，成为专家外，在建设和管理上，没有什么水平。我很清楚我的高级干部，所以真正管好这个国家，得依靠诸位！"但是，毛泽东的头脑确实很清楚，他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三月十三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己经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俊，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他惊人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得到全党甚至中共最高层的重视。

　　迅速而来的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要成员一起讨论类似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时，许多人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了明显的担优，对完全仿效苏联而提出不同的意见。

　　这时，刘少奇在九月二十四日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也反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这个临时宪法里，他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于是，在九月三十日完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决议的第二天，毛泽东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紧接着就出现了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那最为壮丽的一幕，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幕。

　　这一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凭借武装正式夺取了中国的政权，成为执政党。

　　这一天，也意味着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血肉之搏和艰苦斗争，成为对中国人民负责的领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底子也摸透了，他对毛泽东说：“无论是党还是国家里的领导核心成员，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连文件和基本理论都懂不了多少的莽汉和农民。毛泽东如果不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导师和最高领袖的职责，这个党和国家必然要四分五裂而拢不到一起。”

　　所以，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中国革命的胜利，致命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把世界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儿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担负社会主义革命的职能，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把周恩来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

　　刘少奇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要职。一批长期革命的军政要员，如东北局高岗、西北局习仲勋、华东局饶漱石、西南局邓小平、华北局刘澜涛、北京市彭真等陆续调到中央，担负中央重要的领导职务。过去，由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他为核心作为出发点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毛泽东把全国的整个工作，作为一盘棋子。他是操纵和安排、调动棋子的一方决策人。另一方的对手呢，他认为应该是时间老人，或者叫历史老人。至于王明、李立三、刘少奇、高岗等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十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十月底，刘少奇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知识分于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一点可以告诉你们，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也是领导阶级的，在座诸位大多数都在内。没有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能建设好的。”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国家，是刘少奇治国的一个出发点。

　　彭真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也开始推行“教授治校”方针，让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提出：“在这里不要再说什么党的领导。”他在私下说得更清楚：“我们干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不放手让人家干呢？该放手的时候必须放手，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和道路，并不是普遍可以运用的。同志们，不是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曾经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后选择自己愿意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产生了一种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可能。如果你们机械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就会付出相当的损失和代价，而且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谈到经济恢复工作时指出：“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毛泽东长时间地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会面，在得不到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肩上的重重压力得到了许多的缓解，这对他决定彻底一边倒，下决心走苏联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激动地谈到这个条约时，说过：“中苏友好条约大长社会主义阵营威风，对帝国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将起着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用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这个友谊。”

　　这年公安部刚刚组建，刘少奇提议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开始时，罗瑞卿不愿担任，提出疑问：“公安部和社会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公安部究竟是政府的还是党的？两者比较哪一个权力大？”刘少奇回答：“公安部是第一个重要的部，是社会部、又是公安部，是政府的、也是党的。”罗瑞卿听了这个解释，走马上任了。毛泽东也明确地说：“今后我们的公安部要在镇压反革命，清除国民党的余孽、残余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权力职能。”他还有言外之意，即如果不把政权的基础打牢靠了，政权不稳固，要想走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他需要他的这批跟随他多年的战友和同志，包括他认为所有的同路人……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在他看来根本无足挂齿，统统都是不算数的。他深信他的力量，只要自己把牌一亮底，任何不同的议论都会嘎然而止。